摘要：当公众舆论的突然转向，一时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就会酿成大规模的不满情绪、集会，甚至暴乱。

当我们考察这种情绪转向的原因时，可以从两个理论——J曲线理论和突变论中得到启发和解释。关键词：厦门PX事件；公众舆论；J曲线理论；突变论；舆论引导

一、案例：厦门PX事件始末

（一）风波由来 投资108亿元、将为厦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厦门PX项目本来进行得一帆风顺（所谓PX是一种化工产品，别名叫二甲苯）。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审查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投资方的资金也已到位，按计划2007年夏天就应该开工了。

该投资项目得到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但政府机关却对外封锁消息，民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情。但是，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有不同意见，他认为“PX是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PX厂距厦门市中心和鼓浪屿只有7公里，距离新开发的‘未来海岸’居民区只有4公里，太危险了，必须迁址。”[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09月27日 ] 2007年3月“两会”期间，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为代表的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成为本届政协头号议案。该议案认为，距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PX项目存在泄漏或爆炸隐患，厦门百万居民面临危险，呼吁厦门PX项目立即停工并迁址。但本议案并未通过。此刻，这一项目仍在中央批准、地方支持下，日夜赶工。

（二）事件扩散由于政府机关对外封锁消息，民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情。所以赵玉芬联合104名政协委员，向政府提交的有关建议暂缓PX项目建设，重新选址勘查论证的提案，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来厦门市民的关注，尤其是在厦门海沧“未来海岸”买了房子的业主，更是坐不住了。由于当时传统媒体以及厦门政府的失语，厦门市民一方面得不到权威的说法，另一方面对厦门政府机关的公信力产生怀疑。所以，新媒体，包括手机短息、网络贴吧、博客、网络社区、MSN、BBS、QQ等，成为人们了解信息，沟通意见的渠道。 2007年5月20日左右开始，有人通过手机短信在厦门市民中间传播反对PX项目的信息，短讯主要内容如下： “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南方周末，2007年05月31日 ] 该短信结尾涉及敏感内容，号召市民游行。在短时间内，该短信被相互转发，愈演愈烈，有近百万厦门市民都收到该短信。 随着网上讨论的进展，有人提议发动厦门市民组织一次平静的“散步”游行活动。由于有关法律规定，游行的组织和传播都是通过短信、QQ群组、MSN和BBS等新媒体形式完成的。在游行当天，网友北风及令狐利用手机短信及网络接力，成功地在牛博网上进行了全程的现场报道。随着事态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厦门市民参与到手机短息和网络社区的讨论中，对政府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做法。

（三）前所未有的“听证会” 舆论压力迫使厦门市市委、政府很快改变做法，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新媒体对民意进行安抚和疏导。2007年6月1日和3日，厦门市政府接连两天向市民群发短信告知缓建决定，公布短信和网络征集意见建议的方式；并且，随后厦门市环保局局长作客厦门网，在线解读PX项目，和市民进行交流。6月5日，厦门市科协印刷了数万份宣传册，随《厦门日报》散发给市民。 但政府并没有说服民众，民众的反对意见仍很大。2007年12月11日，厦门市通过民众报名、电视台现场直播摇号产生了一百多名参与在12月13日、14日举行的“厦门环评座谈会”的民众代表。在这次由市政府、21名专家及百余名民众代表三方参加的会议上，有近90％的市民代表发表了反对在厦门投产PX项目的意见。

（四）政府作出让步在舆论及民意的压力下，2007年12月底，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停止在厦门海沧区兴建台资翔鹭集团对二甲苯(简称PX)工厂，而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厦门市民在福建东南网、厦门网等网站上，对PX项目迁建这一消息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多数网民对迁建表示支持。历时近一年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厦门PX项目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二、J曲线理论和突变理论

（一）J曲线理论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贫穷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只要迈向现代化，普及教育 、扩大扫盲、提高大众传播、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会促成更大程度的政治稳定。这一想法有其片面之处。19世纪的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率先看到了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状况。托克维尔的研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受到了尊重，国王开始关注贫困者的疾病问题，政府很少对于穷人采用暴力手段，反而减免他们的税额或给穷人以救济。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比较繁荣，增长率比较快，个人比过去也更为富裕，可是革命却发生了。于是，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6, p214 ] 自托克维尔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曾经用一些国家的资料和史实证明：发展带来了不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风险。其中，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用很多资料证明了J曲线理论，他们用这种理论阐释，为什么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不稳定。 J曲线理论解释说，客观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值。当人们期望值增长的比客观状况改善的速度还要快时，就会导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该研究认为，动乱常常发生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因为，这时人们的期望值已经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而实际的经济条件却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于是，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所以，J曲线理论认为，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动乱的发生。[ 詹姆斯C戴维斯（JamesC.Davies），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ume27，No.1，1962，p5-6. ] J曲线理论的核心是：“经过持续繁荣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准突然下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很容易发生。该理论最基本的思想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人民的期望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同步调整。根据以往的繁荣经验，人们的期望会继续发展，而决定因素即为这个标准。因此当实际发展状态和人民的预期之间的矛盾达到某一个极限时，革命就会爆发。”[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6, p215] 戴维斯的J曲线是一种描述为何革命发生，而不是如何演进的理论。他认为，贫穷本身并不足以引发革命，革命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未来更好生活的憧憬。如果现实生活和期待之间的差距太大，那必定会导致人们心中的挫折感增加。而挫折感增加会带来敌意和攻击行为的增多，而后引发革命。所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源于心理落差。虽然这是一个解释革命为何发生的理论，但是在传播领域中也有借鉴价值，尤其是在传播与社会的范畴内。它可以解释当今出现的一些集体不满的舆论表达现象。J曲线理论认为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同理，将此理论借鉴到传播与社会的领域，人们内心期望与现实情况冲突产生落差，落差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表达不满与愤怒的群体舆论及群体行为。

（二）突变理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中，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变化中，其发展变化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连续不间断的渐变型，例如，地球绕着太阳旋转，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连续不断进行，使人能十分精确地预测未来的运动状态。另一种是不连续的跳跃的突变型。突变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如水的沸腾、岩石的破裂、桥梁的崩塌、地震、细胞的分裂、生物的变异、人的休克、情绪的波动等等。这种由渐变、量变发展为突变、质变的过程，就是突变现象。而突变现象在传播的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尤其是在公众舆论和情绪的变化上。 “突变论认为，系统所处的状态，可用一组参数描述。”[ 转引自孙永正：《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当系统处于稳定态时，标志该系统状态的某个函数就取唯一的值。当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变化，该函数值有不止一个极值时，系统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转引自孙永正：《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雷内托姆指出：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随参数的再变化，又使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那么，系统状态就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突变。而现实中，公众的情绪和舆论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同时受到一定参数的影响。随着参数的变化，公众的情绪和舆论也会发生突然变化。

三、公众舆论转向或突变的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些不满或恐慌一时无法更好地得到解决，就会酿成大规模的不满情绪、集会，甚至暴乱。随着新媒体——网络媒体的发展和延伸，在某种程度上加速甚至直接引发了大规模不满情绪的出现和蔓延，从而导致网络公众事件的发生。2007年厦门PX事件便是一例。当我们追溯公众情绪和舆论为什么会突然地转向或突变从而引发出大规模的不满、集会，甚至暴乱时（如2007年厦门PX事件）。对此，我们可以从戴维斯（James Davies）的J曲线理论和突变理论中找到解释。现实与预期的差距当人们一直生活在安逸、平和之中，人们对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而此时如果发生了一件对人们的憧憬造成不利的事件，现实的不利必然打击未来的期待，如果差距太大，人们的未来憧憬和期待却一时无法调整，这样，集体不满就会表现出来。厦门是一座十分美丽、宜居的旅游城市。我们可以看看厦门市所获得的荣誉：

（1）国家卫生城市 ——1996年　　　

（2）国家园林城市 ——1997年　　　

（3）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1997年　　　

（4）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1998年　　　

（5）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999年　　　

（6）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1999年（2004年再次获得）　　　

（7）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1999年（2003年保留）　　　

（8）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特别奖——2000年　　　

（9）全国十佳人居城市——2001年　　　

（10）国际花园城市 ——2002年　　　

（11）“全国交通管理模范水平（一等）”城市——2003年　　　

（12）中国人居环境奖——2003年　　　

（13）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2003年　　　

（14）联合国人居奖——2004年　　　

（15）全国“两基”教育先进城市　　　

（16）全国文明城市 ——2005年　　　

（17）最受农民工欢迎十大城市——2007年　　

（18）全国宜居城市榜首——2007年　　

（19）中国青年喜爱的十大旅游目的地——2006年、2007年　　

（20）全国绿化模范城市——2007年

（21）全国文明城市 ——2008年（再度荣拥全国文明城市桂冠）通过这些荣誉的罗列，可以看到厦门作为一座城市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比较好的口碑，尤其是从上述荣誉中加黑字体出现的条目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些关键信息：环境保护好，旅游热点，适宜居住。而厦门市作为全国知名旅游城市，理论上随着时间推移将发展的更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厦门市的居民生活安逸平和，有理由对未来保有美好的憧憬。再从政府网上发布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公告来看：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6.7%，优级率为33.3%。重点工业企业二氧化硫达标排放率100%；SO2和COD排放总量分别为4.67万吨和4.70万吨,较上年削减11.95%和5.82%。有21个项目开展清洁生产审核，39个项目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各项环境指标均高于全国城市环境平均指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民众的宣传也表明厦门市政府也是一个致力于环境保护，努力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信息透明的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xm.gov.cn/ ] 无论从政府宣传，还是从市民的切身感受来看，市民都对生活在厦门这个环境优美、令人向往的旅游城市感到满意，并且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正如戴维斯J曲线理论中所说的现实生活的改善导致人们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值。在厦门市民中出现了年年都争当“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期望。而恰恰就在人们满怀信心的时候，爆出一条“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的消息。此时就出现了戴维斯J曲线理论所说的，厦门市民由于现实生活环境的改善，他们对未来产生了更高、更美好的期望。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人们的高期望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再加上市委、市政府的作为——首先失语，其次坚持己见，再次一时不做出改变的姿态。这些都完全超出了市民的印象和期待——政府致力于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厦门必将成为全国环境保护、最适宜人居的城市。所有的这些都导致了现实的状况和人们的期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必定导致了人们心目中的挫折感增加。而挫折感增加会带来敌意和攻击行为的增多。所以便出现了“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的短信，以及通过短信、QQ群组、MSN和BBS等新媒体的传播和组织“散步”的倡议。在这次事件中，有危害性的PX项目对于厦门市的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来说成为了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姑且不论该项目选址的科学结论如何，在各种媒体的传播中，厦门市居民已经相信PX项目对其当下生活是有害的。无论这是一个现实还是媒介化的“拟态环境”，PX项目已经破坏了厦门市居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造成了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借助于J曲线理论可知，当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表达不满与愤怒的群体行为。巨大的心理差距，最终导致了群体抗议行为的发生。（二）稳定系统参数的改变 2007年3月之前，也就是厦门PX事件之前。厦门市民无论对政府业绩和自身生活环境都持一种比较高的正评价。从厦门市人民政府网的市民论坛上可以看到大家的意见和评论都相对平和，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就在2007年3月，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为代表的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认为：距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PX项目存在泄漏或爆炸隐患，厦门百万居民面临危险，呼吁厦门PX项目立即停工并迁址。这之后，舆论一片哗然。厦门市民的意见矛头直指政府，原本稳定的舆论开始变得不稳定。突变论认为，系统所处的状态，可用一组参数描述。当系统处于稳定态时，标志该系统状态的某个函数就取唯一的值。当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变化，该函数值有不止一个极值时，系统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雷内托姆指出：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随参数的再变化，又使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那么，系统状态就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突变。在现实中，公众的情绪和意见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同时受到一定参数的影响。随着参数的变化，公众的情绪和意见也会发生变化。厦门PX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假设厦门市民的意见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最初是稳定的（公众对于PX项目没有过多关注或意见），后来却发生了突变（市民组织起来强烈反对）。这一突变是何发生的，受到哪些参数影响的值得我们深思。

一般来说，一个突变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参数，一是控制变量，即作为突变原因的连续变化因素；二是状态变量，即可能出现突变的量，两者相互影响。在厦门PX事件中，作为突变原因的连续变化因素无疑是PX项目从立项到审批的一系列过程。如果没有这一项目的上马，也就不存在对于这一项目的公众意见。厦门PX项目本来一帆风顺。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审查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投资方的资金据说也已到位，按计划当年夏天就应该开工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09月27日 ]事件中的状态变量（可能出现突变的量）涉及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变量有两个：一是政协委员赵玉芬的“出现”，二是那条百万市民互相转发的短信。突变论认为，当控制变量不变时，状态变量处于稳定状态，当控制变量变化时，状态变量也随之变化。反之，亦然。突变前既要有控制变量的积累，但状态变量的变化是关键，否则是无法实现突变的。PX事件中，公众本来处于“不知情”或“不关心”状态。但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政协委员赵玉芬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暂缓PX项目建设。提案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来厦门市民的关注，人们的意见开始起了变化，来自公众（而非专家学者）的反对意见开始出现了。随后，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厦门百万市民互相转发一条关于PX危害性的短信。该短信极大的“调动”了公众的情绪。由于对“有毒化学物质”的恐惧，厦门市民的情绪急剧转变，对政府这一决策不满，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阻止PX项目。（三）意见领袖、传播媒介与情绪及舆论转变透过厦门PX事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公众情绪的突变往往有一些人在其中发挥类似“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PX事件中的赵玉芬是厦门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是化工领域的专家，她的“有污染”的结论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厦门市民意见和情绪的转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另一群体事件——大冶“8·6”事件中得到验证。大冶的撤市本来也是行政决策，与公众意见“无关”，但在大冶市委副书记李鹏国、副市长陈方银等人的煽动下，大冶市民对这一决策产生了不满，并将这一决策归咎于黄石市委、市政府。群体情绪突变后，部分大冶市民在相关人员的组织下开始上访游行，最终发展为冲击黄石市委、市政府大楼的恶性事件。另一方面，在公众情绪的突变中，传播媒介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厦门PX事件中，在2008年的“蛆柑”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手机短信的重要作用。在这两个事件中，短信的内容激起了人们的恐慌情绪，使得人们原有的观点和判断发生了突变。而事实上，不光是手机媒介，各种各样的现代媒介极大的拓展了传播范围，并使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交织在一起。媒介的发达为大范围公众情绪的“调动”和“操纵”提供了便利。四、公众舆论转向诱因对党政机关的启示 J曲线理论告诉我们，防范“不满”或“恐慌”舆论的发生，最佳的方式就是如何使人们的预期和现实情况保持一致，不能出现太大的差距。一旦差距过大，而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缩小这种差距，“不满”的情绪就会出现，甚至蔓延。此外，突变理论告诉我们，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系统的健康发展，应该积极关注诱发社会稳定系统走向不稳定的诱因，一旦诱因出现，就要积极加以引导。所以，为了避免人们大片“不满”情绪和舆论的出现、蔓延：第一，做到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高期望。党政机关的职能就是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逐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厦门PX事件中，市民原本希望政府为厦门的美丽宜人的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其继续保持“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可就在此时，当地一些部门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人们对“良好的城市环境”这种公共产品的期望，使得厦门市民的期望与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产生了差距。第二，应及早修正人们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追求更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先决条件。可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倾向于追求超越自身能力，超越社会现实条件的生活，甚至期望即刻进入那种“乌托邦社会”。一旦这些期望在现实中遭到碰壁，就会产生心理落差，出现不满，甚至攻击的情绪。当整个社会大片出现由于无法人们满足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出现不满情绪时，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应该及早修正人们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尽量使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保持一致。尤其是当下，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30年前人们想都不敢想的生活、要求，现在触手可得，一些人就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抑或当下无法立即完成的期望。第三，当现实情况与人们的期望产生差距，导致不满情绪和舆论出现时，政府应给予积极引导。不满情绪一旦大范围出现，就表明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此时，一旦政府坐观其变，而不积极加以引导、干预，就会酿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们再回头看“厦门PX事件”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厦门市民不满情绪出现时，政府在积极引导和干预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导致后来“散步”游行活动的出现。第四，当原本平静稳定的社会生活一旦出现诱导其趋向不稳定的因素时，应给予积极关注，并及时评估其未来发展趋向。突变的发生往往就是一个简单参数的出现，打破了原本稳定的系统。我们从国外一些罢工事件就可以看出，往往在一个工厂，原本大家都认真、专心的工作，并没有产生受压迫，受剥削的感觉。而此时，如果有一工人带头站出来，说我们整天劳苦工作，而那些老板却用压榨我们的血汗钱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的个人言行就会使整个原本平静的工厂出现不安的因素。如果此时管理层，忽视这个人的言行，说不定由于这个人的言行诱发起来的罢工就会出现。另外，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权威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当危机事件出现时，政府应该立刻站出来，发布权威信息，一旦此时政府失语，人们获取权威信息的渠道被堵。这种状态就给小道消息、谣言的散布创造机会。“厦门PX事件”也就说明了这点：当人们需要来自政府的官方解释，而此时政府及官方媒体仍遮遮掩掩，不给市民合理、权威的解释，市民只能寻求从手机短息、网络聊天社区获取信息，所以就出现了诸如“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的短息，以及网络上的不实言论。这些都表明政府应积极做舆论的引导者。才能掌握舆论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三联生活周刊 [J]，2007年09月27日. [2]涂超华，厦门PX项目事件始末[N].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28日. [3]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6. [4]孙永正,《管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米歇尔·沃尔德罗普(Mitchell Waldrop)，《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三联书店，1997. [7]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5月. [8]（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1月. [9]邹建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3月.